“大家都进城打工了，谁来种地呢？”河北省大邑村党委书记任承志抬起头，又低下头，“但如果他们不进城打工，怎么拿钱看病、上学呢？”

如今40岁的任成充满了矛盾。 12年前，他是村里最贫困的一户，被迫到北京南口的窑炉烧砖，月收入180元。 12年后，任成成为村里最富有的人：拥有6头牛、27只羊。他被乡镇干部视为留村创业的典范。他的发家史是这样的：他用打工攒下的350元买了第一头牛。他卖掉了公牛，留下了奶牛。 “所有的牛都是那头老牛的后代。”任成40岁的脸上挂着50岁的笑容，两鬓上若隐若现的白发痕迹。他长长吸了一口劣质香烟，说道：“你还能说什么？你是农民，你还能说什么？没有发财的资本，越穷的人就贷款不了，所以他们才有钱。”诉诸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方法。”

进城吗？还是回到家乡？近20年来，关于农民工未来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农民真正的工作在农村，离开了土地的农民就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 20年来，进城的农民背负着“背叛者”的压力……

学术界一直认为，农民之所以外出务工，是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推拉和城市廉价劳动力需求的拉动。然而，根据笔者多年的农村调查，除了南方和山区的农民工面临着地少人多的压力外，大部分农村平原地区不仅不存在无地的问题。务农，但大量的人有土地却不会务农。现象。大爱村有121户，其中外出务工83户。全村4900亩耕地中，有1600亩因无人耕种而荒废。

“农民并不是没有土地可以耕种，归根结底是耕种越来越不值钱。”这个事实终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随着第二代青年农民工的出现，外出打工呈现出更加深刻的发展意义。

19岁的张红跟着母亲到地里锄草。她对妈妈有意见，“她整天打麻将，不关心我的学习。如果我能读高中、上大学，我就不用留在农村了。”初中毕业后，张红出去打工了两年，一年前家里却给了她很多钱。她订婚后，他不让她出去。 “我想在家里做点事，但想读书，在村里找不到书。作为一个年轻人，没必要谈发展。锄完草我就进城。”土地。”张宏说道。

2004年对北京、广东、青岛农民工的调查报告显示，虽然大多数农民工对目前的工作不满意，但只有7.4%的农民工愿意回家。中国小城镇发展中心和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自1997年起历时四年的《中国农民工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研究》显示，外出务工、生育、育儿等困难，结婚、年老、受伤是返乡的主要原因，真正回乡投资创业的人只有2.5%，但只要机会成熟，一半以上的海归都会选择继续搬出。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2年，我国有1亿农民进城务工，总收入5278亿元，其中回家收入约3274亿元。外出务工农民年均收入增加43.5元，占当年农民总收入的10%。外出务工收入占农民增收总量的42%，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中国只需要约2亿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过去，所有农民都被束缚在土地上。这样做了几十年，中国的农业仍然没有通过考验，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落后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民离开耕地圈，粮食产量突破5亿吨大关，除非70%的农民生产农产品的格局。 30%的国民破碎了，中国的农民就无法走上致富之路。”原农业部副部长。刘健部长说。

在两种论调的争论中，“老张一家”坚定不移地向城镇进军，使中国劳动力市场始终充满“无限供给”的活力。然而，2004年初，中国各大媒体取代了当年热闹的“农民工潮”，出现了一个词——“农民工荒”。

“缺工、缺工、缺工……”珠三角急需、闽东南急需、浙东南急需……加工制造业的劳动力市场中国东南沿海集聚区亟需。仅在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短缺情况较为保守。估计有200万人。

“民工荒”带来的无声警告表明，中国农民工正在通过“用脚投票”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变革的动力。

城乡之间的博弈

华南地区是创造中国改革奇迹的地方，也是中国农民工最集中的地方。

他们从四面八方、各个角落聚集到这里，在机器轰鸣的工厂里，在鸽子笼式的集体宿舍里，在车间里和宿舍两点之间，在“链压机、啤机、插件”里，燃油喷射、材料切割、车衣……”等等在无数陌生却又熟悉的工作站里，重复着生命中珍贵如金、薄如水的24小时，他们让自己的青春岁月在其中流逝。这流水线上的风……它们已经成为工业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它们与其他生产手段的唯一区别就是，机器是铁做的，而它们是肉做的。

调查显示，16岁至25岁的农民工占总人数的70%以上，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约占85%。这个群体正处于知识和身体成长的青春年华。外出打工后，他们失去了亲人的照顾，中断了必要的教育，身在异乡。他们不仅渴望亲情、爱情、友情，而且也需要老师。为他们的人生道路指引方向。但现实是，在枯燥的工厂生活中，除了只关心利润的工厂人员外，他们能接触到的人就只有和他们一样需要帮助的兄弟姐妹了。

如果说工作生活给农民工带来的情感和精神伤害是潜在的、持久的，那么工作生活给他们带来的身体和生理伤害则是直接的、令人震惊的。 。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廉价劳动力，但构成廉价的因素包括经常被克扣、拖欠的低工资、加班时间过长而没有合理报酬、生活和饮食条件差等。几乎没有任何保护性的工作环境……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截至2004年11月中旬，全国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约1000亿元。向农民工追讨1000亿元工资，整个社会至少要付出3000亿元的成本。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4年全国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539元，同期城镇职工月平均收入为1335元。也就是说，通过雇佣农民工，用人单位每人每月可节省796元。全国雇佣农民工实现的储蓄相当于当年GDP的8.5%，大致相当于中国当年的经济增长率。这不包括福利和保险方面的储蓄。

多年来，我们看到城市社会通过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从农村社会榨取生产资料，从而完成了保证中国工业化加速的原始积累。然而，很少有人正视城市化带来的更为隐秘的事实：当曾经富裕富裕的农村青壮年带着不同的光荣和梦想来到城镇时，他们被视为“无限供应的廉价商品”。劳动力”并置于“优胜劣汰”的市场资源配置体系中。现行的农民工制度保证了城镇获得“优质资源”，但却排除了那些经过辛勤劳动而不再具有“劳动价值”的伤病弱者。与此同时，抚养孩子、赡养老人等社会负担也都留给了农村。

在中国，1.2亿流动人口中，受到伤害的可能只是沧海一粟。同样的，在生存压力和强大的经济资本体系下，他们依然只能称得上是沧海一粟！然而，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最终融入“中国之痛”。

变革时代的挑战

当改革开放使城乡长期分隔的户籍壁垒出现裂痕时，长期积压的农民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入各大城镇。

城镇显然没有做好准备。农民工浪潮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似乎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世纪难题。

然而，在不少城镇居民眼中，农民工却是维持当地居民生活“稳定”的重要因素。当北京南部城乡结合部的一个村庄租用村里闲置的小学校舍时，一所流动儿童学校和一家企业同时争夺租金。后者的投资更具吸引力，但村委会仍将学校租给经营者。原因很简单，“有了打工子弟学校，就会吸引外地人来我们村，等外人稳定了，村民就有房租了。”果然，一年后，村里的外来人口从30人增加到300人。村里的很多住户和空置房屋都被出租出去，当地人称之为“双赢”。

“农村人口进城需要解决吃、穿、住、行、教育、娱乐、医疗等问题。未来几十年，数亿农民将进城，这将创造巨大的市场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表示。

更大的“双赢”被社会接受：农民工缓解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压力，增加了农民收入，缩小了城乡居民差距，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社会。

人口流动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农民工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表面上是人口流动造成的。事实上，这是我们现有社会制度落后于新经济制度的结果。

问题是，中国该怎么办？

据农业部分析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农民将以每年850万人的速度向城市转移……

一个被人们忽视的重要变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波“农民工浪潮”中的年轻工人逐渐结婚生子。与此同时，“情侣同行”等家庭移民现象呈上升趋势。对他们来说，城乡差异引发的制度性矛盾不再局限于就业、劳动保障，而是涉及公共卫生、劳动权益、社区关系、居住权、子女教育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治理挑战。

中央对“三农”的政策非常明确。中国新一届政府针对农民工启动了庞大的政策改革进程，从颁布《工伤保险条例》和《劳动监察条例》，到减免学费，鼓励公立学校接纳流动儿童无不体现了中国政府的勇气和决心。

政策与执行的反差，体现的不仅是政策改革，更体现在变革过程中运用的具体服务创新方式，推动变革真正满足基层群众的需求……

技术变革不会一蹴而就，但观念变革是基本前提。毫无疑问，只有城镇把农民工当作“自己人”，农民工才能真正把城市当作“我们的城市”。

促进城乡化健康发展涉及很多问题，而这只是农民工进城问题。必须按照分步实施、节约用地、集约开发、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开展。统筹大中小城镇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中国需要渐进的改变，更需要适应现实的变革性技术；中国需要具有开拓精神的批评家，更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实践者——这是21世纪中国人必须直面的责任挑战。 （记者李涛 李震）